摘要：兵團精神源自兵團人屯墾戍邊的長期實踐，承載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邊疆治理智慧。新時代大力弘揚兵團精神，對提升兵團基層干部基層治理能力，鞏固邊疆治理具有重要意義。推進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具有理論認知與實踐引領價值，其中蘊含的事關個體身心發展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關鍵因素（“知、情、意、行”），構成了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的內生動力機制，同時以治理實踐為基，筑成了兵團基層干部與兵團精神的共生發展機制。故可通過深化理性認知、建立情感體系、鑄牢意志品質、構建行動方案，激勵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推動基層治理向新發展，持續鞏固兵團的功能作用，深化邊疆治理。
關鍵詞：兵團精神；基層干部；共生發展；邊疆治理
兵團精神作為兵團人在長期屯墾戍邊實踐中鍛造而成的精神力量，以“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創業、開拓進取”為核心要義，承載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邊疆治理智慧，是新時代兵團履行維穩戍邊職責使命的精神旗幟。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踐行胡楊精神和兵團精神，激勵各級干部在新時代扎根邊疆、奉獻邊疆[1]。兵團基層干部作為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執行者，是聯結兵團使命與群眾需求的紐帶，兼具服務者與引領者的雙重職能，其內嵌的忠誠底色、擔當品格與創新特質，與兵團精神蘊含的家國情懷、奉獻精神與開拓意志高度契合。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是其履職盡責的題中之義。
在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縱深推進背景下，如何將兵團精神轉化為扎根邊疆、服務群眾、強化治理的行動效能，既是傳承兵團精神的理論命題，更是夯實邊疆長治久安根基的實踐課題。目前，學界對兵團精神的研究多聚焦歷史溯源、內涵、價值等[2]，近來已有學者關注到弘揚兵團精神需準確把握兵團精神的主體和客體，重視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在弘揚兵團精神中的關鍵作用[3]，也有學者聚焦主體邏輯，以“人”的主體性強化兵團精神具象化滲透[4]，致力于做到范圍全覆蓋。盡管如此，聚焦某一確定主體展開價值確證和方法建構的研究尚顯不足，特別是針對兵團基層干部這一事關兵團功能作用發揮、職責使命履行的關鍵主體如何通過具體行動機制將精神力量轉化為治理效能的理論探討還比較薄弱。故本文立足兵團基層干部這一特定群體，明確其踐行兵團精神的價值意蘊，揭示行動機制與實踐路徑，以期為鍛造新時代好干部、提升邊疆治理新效能提供理論支撐與實踐參照。
一、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的價值意蘊
兵團精神是兵團人在屯墾戍邊、長期建疆的實踐中形成的[5]，指引兵團基層干部在新時代新要求下更加堅定地扎根邊疆、建設邊疆。出于理論與實踐的雙重需要，有必要深刻闡明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的價值意蘊。
（一）理論認知價值：全面描繪兵團基層干部的角色畫像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活動的主體。人的主體性突出表現為對自我的認知，基層干部需要深刻認識自身作為基層工作者的職責和使命。在大力弘揚兵團精神的時代語境中，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強化身份認同，重構職業角色，鑄牢理想信念十分緊迫且必要。
1.堅守政治使命踐行者的職能本分
鮮明的政治性是兵團精神的本質屬性[5]，為兵團基層干部的治理實踐錨定了政治遵循。在邊疆治理與基層治理疊加的實踐場域中，兵團基層干部不僅是政策執行者，更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經驗在邊疆的直接承載者。這種身份的雙重性決定了其職能本分絕非簡單的“事務性履職”。當前基層工作中，部分干部雖能完成基礎性行政事務，但存在角色定位泛化傾向，亟需以兵團精神為價值坐標，超越工具化、碎片化的行政事務邏輯，在邊疆治理和基層建設的復雜實踐中始終錨定政治初心。新時代傳承兵團精神，直指兵團基層干部對核心職能的堅守，特別是對“兵”的政治屬性的再確認，始終維護兵團“穩定器、大熔爐、示范區”的根本定位，成為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最堅定的執行者。
2.回歸兵團基層治理者的工作本質
突出的實踐性是兵團精神的基本特質，為兵團基層干部履職盡責提供了行動指南。兵團作為黨政軍企合一的特殊組織，決定了兵團基層干部的工作本質是以政治性為根本、以維穩戍邊為核心、以組織動員優勢為依托的復合型治理實踐。當前，兵團基層干部的工作范疇已延伸至鄉村振興、生態治理、兵地融合等領域，部分干部在推動經濟發展與履行維穩戍邊職責使命間存在價值排序模糊，甚至出現弱化組織優勢和動員能力的傾向。新時代傳承兵團精神，有利于從使命認知層面強化兵團基層干部“民”的職能認同與“兵”的身份自覺，使其自覺回歸兵團治理者的工作本質，以更高站位把握新時代黨中央對兵團的戰略定位，在維穩戍邊、推進區域發展中始終堅守“服務大局”的遠見卓識，更加自覺地扛起維護國家主權、保障邊疆安全、促進民族團結的歷史重任。
3.彰顯兵團文化弘揚者的行者本色
兵團基層干部的職能演進從初創時期的“軍墾指導員”到改革開放后的“團場連隊復合型干部”，直至新時代鍛造的“黨政軍企合一特殊體制踐行者”，始終在彰顯“兵”的政治屬性的同時賡續著兵團文化。兵團基層干部承載的紅色基因與軍墾傳統，為其身份認同與價值認同奠定了歷史根基，但在面對市場經濟沖擊與多元文化交織時，部分干部的綜合履職能力與文化自覺意識顯得較為薄弱，亟需主動理解兵團文化，從中汲取智慧，服務邊疆治理。兵團精神是兵團文化的核心和靈魂，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創業、開拓進取是兵團文化的優秀品質[5]。兵團基層干部在邊疆治理中踐行兵團精神，將深刻詮釋兵團文化“家國同構”的傳統智慧與“守土盡責”的擔當作為，推動兵團基層干部既成為國家主權的堅定守護者，更擔當兵團文化的基層傳播者，持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二）實踐引領價值：在邊疆治理中具象化兵團精神
黨的屯墾戍邊理論指引和指導兵團事業的產生和發展，為兵團精神提供堅實的實踐載體[6]，賦予了兵團精神實踐引領價值。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不僅可以深化主體的理論認知，而且能促進主體性力量的釋放，將兵團精神的豐富內涵外化為興邊安民實踐。
1.協調“維穩戍邊”與“民生建設”的職能融合
兵團基層干部是兵團隊伍中的骨干，是維穩戍邊事業的中堅力量，是民生建設的直接推動者。在邊疆治理中，兵團基層干部既要提升“兵”的能力，彰顯“軍”的屬性[7]，又要切實為民謀利，做好民生建設。當前，兵團基層干部仍存在戍邊本領恐慌和專業發展能力不足等現實挑戰。新時代弘揚兵團精神為破解這些挑戰提供了實踐指南。“熱愛祖國、艱苦創業”的奮斗品格要求兵團基層干部將戍邊實踐視為終身事業而非過渡性崗位，在邊疆治理實踐中錘煉成維穩處突的行家里手；“無私奉獻、開拓進取”的創造底色與扎根群眾、推進民生建設的實踐智慧相結合，既夯實了兵團基層干部的政治素養、戍邊本領和奮斗品格，更指引其創造性地推進智慧邊防建設，切實改善民生福祉，使人民群眾成為安居樂業的受益者。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不僅具有價值引領作用，更催化了制度創新，為邊疆地區破解“安全悖論”與發展困境提供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樣本。
2.優化“兵地融合”與“文化潤疆”的行動邏輯
兵團功能作用的發揮離不開兵團基層干部在邊疆治理中的躬身實踐。作為國家主權空間與多民族社會空間的疊加場域，邊疆既需要剛性安全邊界的物理防護，又依賴柔性文化紐帶的價值凝聚，因此兵團基層干部不僅要做維穩戍邊的先鋒隊，更要促進兵地融合發展，推動文化潤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能將“無私奉獻、開拓進取”的精神基因轉化為兵地融合發展和文化潤疆的創造性動能。例如，在促進兵地融合發展過程中，兵團基層干部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共建基礎設施、共治生態環境、共享發展成果；在推進弘揚兵團文化時，兵團基層干部帶頭挖掘紅色歷史、整理老兵口述史，組建雙語故事團，將兵團故事融入校園課堂和社區活動，使兵團精神轉化為群眾可感可及的文化符號。兵團基層干部促進兵地融合發展、推進文化潤疆事業，印證了“行動即傳播”的命題，即當兵團基層干部以“行者”姿態嵌入兵地融合、文化潤疆實踐場景時，其示范行為本身就成了兵團精神活態傳承的媒介，既能強化“大熔爐”和“示范區”功能，又能為邊疆文化生態和兵地融合發展注入新的生命力。
3.締造“邊疆穩固”與“富民興疆”的共生格局
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的深層價值在于通過治理實踐締造“邊疆穩固”與“富民興疆”的共生格局。這種共生性并非簡單的功能疊加，而是以兵團精神為紐帶，將安全治理與產業發展、民生建設納入統一行動框架的創造性轉化。例如，在推動戍邊惠民時，兵團基層干部通過“邊民互助組+民兵聯防隊”的組織形式，既能強化邊境巡邏防控的物理屏障，又能以共守邊疆的集體行動培育群眾的家國認同。南疆某團場在沙漠邊緣打造“綠色長城”，引導群眾種植既能防風固沙又具經濟價值的紅柳、梨樹、棗林，使生態治理成為守土盡責的物質載體與共同富裕的民生依托。這一共生格局的生成，本質上源于兵團精神驅動下的“治理—認同”雙向建構。兵團基層干部在基層治理實踐中，既不斷探索適合當時當地的治理模式，不斷完善基礎設施、拓寬就業渠道，夯實邊疆穩固的物質基礎，又以實際行動深化自身對兵團精神的認同，潛移默化影響和帶動職工群眾認同與踐行兵團精神，有效凝聚人心，不斷鞏固邊疆穩定。兵團基層干部的行動超越了單一維度的維穩或發展，轉而通過以發展筑牢安全、以安全護航發展的邏輯閉環，將邊疆社會的物理空間防御升華為人心向背的精神長城。
二、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的行動機制
行為的外化源自內部動力的驅動，并促使主客體彼此作用，共生發展。故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的行動機制由動力機制和二者共生發展機制建構而成。
（一）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的動力機制
“知、情、意”是人類心理活動的3種基本形式，心理活動又指導人的實踐活動“行”的開展[8]。因此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的要點之一就是以認知為起點，貫穿情感和意志，影響行為選擇，行為選擇又進一步深化“知、情、意”，最終做到知行一致。
1.“知”：筑牢思想根基的認知認同階段
“知”是“行”之始。兵團基層干部學習領悟兵團精神，筑牢思想根基，需從初步感知到理性深化，進而達成認同。一是因為人是理性存在，兵團基層干部可基于理性判斷來認知兵團精神，進而建立與身份認同相契合的理論關聯；二是在于兵團精神以政治性、思想性、價值性、發展性的基本特性[5]，建構了兵團基層干部身份認同和職業發展的成長畫像，滿足了兵團基層干部多維發展的現實需求。這里的“關聯”與“建構”代表習得兵團精神的價值要義和本質內涵等知識，是認同兵團精神于己的發展意義和對精神世界的重塑價值。對兵團精神價值的認同，激發兵團基層干部反思自己的職業態度和工作方式，催生盡善盡美的基層工作情感，形成踐行的堅定意志，促進“知”到“行”的轉化。
2.“情”：深化守邊護疆的情感共鳴階段
“知”之深，則“情”之切。經由對兵團精神的認知發展而來的治理情感，不僅是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的第二個心理環節，更是認同兵團精神的關鍵。“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創業、開拓進取”是兵團基層干部熱愛邊疆、守邊護疆的外顯，具有強烈的情感感召力，能夠激發兵團基層干部對邊疆治理實踐的執著、敬畏與擔當。兵團基層干部因共情兵團精神所傳遞的情感，故能密切聯系其他基層工作者，在“知、意、行”上被影響，催生積極向上的思維品質和實踐品格，進而以身作則，于基層治理中，以專業技能、職業態度等個體性要素引發職工群眾的情感共鳴，形成鏈式反應，促進兵團基層干部與職工群眾達成跨主體深層對話，實現對兵團精神的情感遷移和情感認同。
3.“意”：淬煉精神品格的意志調節階段
“情”之切，則“意”更堅。意志作為隱性力量，在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中介作用，它既是干部認知與情感的內在反映，也調節著個體的外在行為。從認知到行為的轉化依賴于意志驅動，其堅定程度直接決定行為目標的實現效度。當兵團基層干部面臨治理沖突、動機博弈或情感矛盾時，唯有憑借堅韌意志方能克服干擾，在多元動機中錨定正確方向，才能最終作出符合政治信念與職業準則的行為選擇。具體而言，兵團精神的踐行本質是意志力的持續淬煉，即干部通過逆境中的堅守，在處理邊疆治理難題時積極創新、主動堅守，自覺抵制功利誘惑，將精神認知轉化為行動自覺。這一過程既鍛造了“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創業、開拓進取”的精神品格，更通過調節個人理想與戍邊事業的關系，使政治定力與職業信念貫穿行為全程，從而保障治理目標的實現。
4.“行”：彰顯擔當作為的動作執行階段
“意”更堅，則“行”篤定。“行”是人的內在精神和意志品質的展現過程，是擔當作為的動作外顯。兵團基層干部對兵團精神的踐行不僅在于認知層面的理解與情感層面的認同，更在于意志驅動下的實踐外化。這種外化，非單向的價值投射，而是構成了一個辯證回路，即“行”是“知、情、意”統合作用的價值確證與顯性表達，“行”又作為關鍵的反饋機制，持續反哺并重構個體認知圖式、深化情感聯結、淬煉意志品質。兵團精神激勵每一位兵團基層干部在工作崗位上認真實踐，在真實場景中知行合一，以行為外化增強兵團精神的價值強度，使其轉化為個體奮斗的動力源和實踐場。這一過程實則是兵團精神經由干部個體的實踐實現深度內化，最終指向邊疆穩定、民生福祉與基層治理現代化的目標達成。因此，兵團精神的真正“踐行”及其意義證成，必然依賴于兵團基層干部的有效行動。缺乏實踐檢驗與形塑的所謂“認同”，將使兵團精神的實踐效能與價值強度懸置，背離其激勵奮斗、指導行動的初衷。
（二）兵團基層干部與兵團精神共生發展機制
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不僅依托“知、情、意、行”的內在動力機制，也以邊疆治理實踐為中介構成了兵團基層干部與兵團精神共生發展機制。兵團精神豐盈于兵團基層干部的治理實踐，又在實踐中影響兵團基層干部，故二者以實踐為中介互促共生。
1.兵團基層干部與兵團精神的共生發展以邊疆治理實踐為中介
兵團精神并非懸浮于歷史與實踐之上的抽象理念，而是深植于兵團人屯墾戍邊的具身實踐之中，并在此實踐中不斷豐盈，從而構成了引領新時代兵團基層干部職業發展的核心價值坐標。馬克思關于“‘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到‘物質’的糾纏”[9]的論斷，深刻揭示了精神現象對物質性實踐的根本依賴性。循此認識論路徑，兵團精神也并非一種抽象的存在，而是形成于兵團人的戍邊實踐。這種實踐立場，促使兵團基層干部在具體的邊疆治理情境中，發展出一套扎根于實踐的地方性知識與話語體系。此過程并非被動接受，而是主體能動性的體現，他們在應對治理挑戰的實踐中，自覺激活兵團精神作為理解自身行動與邊疆現實的解釋范式，并在此互動中不斷重構和內化，形成屬己的、與實踐相耦合的價值結構。這種價值結構的形塑，最終指向兵團基層干部專業與職業在實踐中的共生演進。
兵團基層干部在邊疆治理中的實踐探索，亦構成了兵團精神具象化的核心支撐。馬克思指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10]。這一論斷為理解兵團精神的存在形態提供了關鍵視角，即兵團基層干部所內化的兵團精神絕非懸浮的觀念集合，而是通過具體治理實踐轉化而來的可感知的客觀實在。從精神轉化的機理來看，這一過程呈現出清晰的遞進邏輯。作為觀念形態的兵團精神，首先需要突破意識形態話語的抽象外殼，轉化為兵團基層干部在日常治理中可操作的行動邏輯。這種轉化不是簡單的理論套用，而是需要結合邊疆治理的具體情境，將“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創業、開拓進取”的精神內核拆解為矛盾調解、民生服務、產業發展等具體領域的操作方案。在此基礎上，這些操作性話語又會經過干部個體的知識儲備、實踐經驗與理性思考的二次加工，最終沉淀為穩定的認知框架，成為指導后續行動的內在準則。
這一轉化過程揭示兵團基層干部與兵團精神的共生發展始終依賴于邊疆治理實踐這一現實土壤。正如馬克思所言，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10]，兵團基層干部對兵團精神的理解若脫離實踐，便只能停留在概念認知的表層，唯有通過在維穩戍邊中守土盡責、在民族交往中化解糾紛、在兵地融合發展中探索路徑等具體實踐，才能積累起對精神內涵的經驗感知，進而觸及兵團精神的本質要義。這種深層領悟又會反向驅動行動自覺，使兵團精神從兵團基層干部的認知層面真正轉化為擔當作為的內生動力，形成“實踐—認知—再實踐”的螺旋上升循環。
2.兵團基層干部與兵團精神共生發展表現
兵團基層干部對兵團精神的踐行，本質上是一場動態的實踐展演，存在“主—客”雙向演進，彼此交織，呈現共生發展態勢。
在“主—客”維度下，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需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知。兵團精神雖源于實踐，但其呈現形態并非原始的實踐經驗堆砌，而是需要認知主體完成從感性到理性的認知轉化。具體而言，兵團基層干部在初始的學習與培訓中，對兵團精神形成初步的感性認知，這種認知尚處于碎片化、表象化階段，唯有將其置于邊疆治理的具身實踐中，通過持續的分析判斷、反思重構，才能與兵團精神展開“深度對話”。在此過程中，感性經驗升華為理性認知，兵團精神逐漸內化為兵團基層干部自身的理想信念與價值體系，最終實現個體精神世界的豐盈與重塑。
從“客—主”維度審視，兵團精神需要完成從兵團基層干部的觀念認知到其行為實踐的外化，以釋放其現實力量。海德格爾指出，意識的本質“已經是某種東西，同時又還不是某種東西”[11]，這一論斷為理解精神的動態性提供了哲學依據。作為兵團基層干部自我意識重要組成部分的兵團精神，若僅停留在理性認知層面而固化，既會限制其內涵的進一步豐盈，也會阻礙干部自身的成長。因此，必須將干部所建構的兵團精神認知置于邊疆治理的具體場景中予以實踐外化，通過政策執行、矛盾化解、民生服務等具體行動，使兵團精神轉化為可感知的實踐力量，同時在實踐中不斷積累新的經驗，重構干部自身的經驗世界。
在實踐展演的閉環中，兵團精神與兵團基層干部實現從邊疆治理場域到生活世界的滲透，達成共生發展。經過實踐外化的兵團精神，已不再是抽象的理論符號，而是融入兵團基層干部豐富生活實踐經驗的“心理加工品”。其核心內涵雖保留原初基因，但在與個體生活實踐的交融中，衍生出更具個性化、場景化的意義，拓展了兵團精神的意義空間。這種本質性的創變，不僅推動兵團基層干部的生活態度、實踐理念與職業認知實現升維，更促使其認知體系發生重構。最終，兵團精神成為干部生活世界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干部的實踐活動又不斷為兵團精神注入新的活力，形成“精神塑造人—人發展精神”的良性循環，實現二者真正意義上的共生共榮。
三、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的實踐路徑
兵團基層干部對兵團精神的踐行，絕非被動地指令執行，而是基于個體價值認同的主動選擇與自覺行動。故應堅持“知、情、意、行”一體化實踐路徑，促進兵團基層干部實現自身發展，同時傳承弘揚兵團精神。
（一）深化理性認知
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好兵團精神的關鍵在于自身能夠完整準確理解兵團精神。將理論學習、能力培訓和工作實踐進行融合互構，有助于兵團基層干部深化理性認知。
1.以理論學習提升黨性修養
理論學習是提升兵團基層干部黨性修養的基礎。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需要不斷深化理論學習，多渠道、多維度強化理論學習成效，如通過個人自學兵團精神相關書籍，提升自身對兵團精神的認知水平；通過集體研讀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兵團精神、治疆方略、新疆工作等相關論述，不斷提升黨性修養，增強自身對兵團精神的理性認知與價值認同；通過現場參觀、實踐調研等方式全方位體悟兵團精神，汲取弘揚兵團精神的關鍵性經驗。
2.以能力培訓強化履職盡責素養
兵團精神彰顯了對兵團基層干部政治品格、實踐本領、作風養成的基礎性、全面性、示范性要求，踐行兵團精神需要全面錘煉兵團基層干部的履職盡責素養。為此，可通過特色實踐活動，如專題培訓、經驗交流、實地調研、主題討論、集體宣誓等形式，強化兵團基層干部熱愛祖國的政治信念、無私奉獻的擔當精神、艱苦創業的奮斗姿態和開拓進取的創新意識，引導其深刻對照新時代維穩戍邊使命要求，剖析自身與模范兵團人之間的短板及其成因，提升履職盡責能力，增強用兵團精神固本強基的政治擔當與示范效應。
3.以基層工作實踐激活主體價值
踐行兵團精神不僅是理論之需，更是行動之要，兵團基層干部在實干中感悟兵團精神，是深化理解兵團精神的核心路徑。這要求兵團基層干部必須投身于具體的基層工作實踐場景中，通過產業發展、民生服務、矛盾調解、政策宣講、民族團結等工作的開展，構建與職工群眾實現情感共鳴、價值共振的互動平臺和治理模式，強化自己作為維穩尖兵、發展先鋒和融合紐帶的責任意識，推動自身實現政治素養與實踐本領的同步鍛煉與提升。
（二）建立情感體系
理性認知的覺醒是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的邏輯前提，但僅靠理性維度的認知，并不足以確保實踐的深度與持續性，而情感的介入構成了關鍵補充，有利于深化認知并建立穩定的踐行秩序。
1.在互動實踐中豐盈個體的情感體驗
基層工作是以情感為紐帶的持續性勞動。在維穩戍邊事業中，兵團基層干部始終需以情感聯結職工群眾、凝聚戍邊合力。作為新時代維穩戍邊的中堅力量，兵團基層干部的工作深刻體現著情感勞動的本質屬性，情感投入的深層價值在于通過實踐積淀形成持久的精神認同與價值歸屬。因此，兵團基層干部既要在自我活動中厚植兵團精神的情感體驗，如主動參與兵團精神主題學習、戍邊故事宣講等，更要在互動實踐中深化兵團精神的情感烙印，如在生產建設、民生服務、矛盾調解等工作中與職工群眾、民族同胞等進行情感交融，在共筑邊疆安全、共享發展成果、共促民族團結的歷程中，不斷豐盈踐行兵團精神的情感體驗與記憶。
2.在遷移應用中實現個體向群體的情感流通
兵團基層干部在踐行兵團精神的個體實踐與對象性互動中，會形成原發性情感體驗。這類體驗會對契合自身價值偏好的選擇進行“情感編碼”，并內化為認知圖式的構成要素，成為個體精神結構的有機部分。然而，這種個體性情感體驗常處于隱性狀態，未能進入群體視野，因此應推動個體情感向群體場域的傳播，實現兵團精神的集體踐行。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于兵團基層干部要通過實踐場景的遷移，重新激活“沉淀”的情感記憶，再以個人經驗敘事為載體，將其完整植入群體的認知框架與情感結構[12]，最終觸發兵團基層干部群體的情感共鳴，為集體踐行提供深層心理聯結。
3.在共同體內部構建群體的情感結構
踐行兵團精神的過程中涌現的情感共鳴，為兵團基層干部群體構建使命共同體提供了理論支點，但要將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需在共同體內部鍛造穩固的情感結構。雷蒙·威廉斯曾界定，情感結構是人們對生存環境、時代氛圍、社會風氣等形成的共同感知與相似經驗的總和[13]。這一概念揭示在邊疆大地上培育的踐行兵團精神的氛圍，本質上正是這種情感結構的具象呈現，它凝結著兵團人（包含兵團基層干部）對戍邊事業的集體認知與經驗共鳴。因此可從雙重實踐維度推進個體踐行到群體共振的躍升。一是通過兵團基層干部在戍邊與生產實踐中的情感積淀，將個體體驗升華為群體記憶；二是借助與職工群眾、民族同胞在文化潤疆與社會治理中的協同互動，推動兵團精神從兵團基層干部的個體生命敘事轉化為集體精神圖譜，進而促進精神內核突破個體邊界，沉淀為全體兵團人共有的“生存方式”，使使命共同體的情感聯結獲得持久的現實根基。
（三）鑄牢意志品質
兵團基層工作本身的復雜性和在兵團精神踐行過程中所開展的治理實踐的不確定性，決定了兵團基層干部有效踐行兵團精神不僅需要認知深化與情感共鳴，更需鑄就堅定的意志品質。
1.澄清踐行意向性
胡塞爾指出，意志是一種實踐意向性行為[14]。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就是一種意志驅動的意向性活動。意志雖天然蘊含實踐意向，但實踐行為的意義感未確立，意向就難外化為持續行動。因此，確立和強化踐行兵團精神的意義感，成為鑄牢兵團基層干部踐行兵團精神的核心環節。具體路徑有二：其一，借助外部環境的情境刺激，如軍墾博物館的沉浸式體驗、戍邊典型事跡宣講、邊境紅色教育基地實景教學等，引導兵團基層干部直觀感知踐行兵團精神的重要意義；其二，依托內在黨性修養的深層引領，通過自學與他育的協同發力，推動干部將踐行意義內化為精神自覺，不斷鞏固踐行意志的內在根基。
2.強化踐行意志投入
當兵團基層干部明晰踐行兵團精神的意向性與意義感，理性共識的基礎便已奠定，但要將其轉化為堅定行為，仍需從精神共情維度持續強化意志投入。于個體而言，兵團基層干部需立足治理實踐，提升踐行的能動性與情感浸潤度。同時，精準診斷目標實現過程中的阻滯因素，如與政績導向綁定的“象征性踐行”等異化形態，通過意志調節與行為強化破除實踐困境。在群體層面，兵團基層干部群體應培育踐行兵團精神的集體自覺，通過組織系統性的集體意志錘煉活動，鼓勵兵團基層干部分享意志實踐經驗，提供兼具操作性與適應性的多元意志策略，推動這些策略在具體場景中遷移應用，最終實現群體意志行為的優化升級。
3.發揮意志調節作用
兵團精神踐行成效根植于兵團基層干部自覺意識的生成。這種意識的培育，需以過程意志的持續灌注為基底，輔以實踐成效的反思性評估，并持續發揮意志調節作用。具體而言，兵團基層干部可通過個體自省與群體檢視相結合的方式，對照“兵”的職責內核、新時代基層工作規范及戍邊使命要求等，對自身認知、情感與經驗體系進行批判性省察，以此實現踐行活動的質性提升。同時，兵團基層干部可通過內在意志的能動調適與表達，在反思評價中持續優化踐行體驗，推動意志品質的正向演進，最終凝練為扎根邊疆的情感自覺與行動范式。
（四）構建行動方案
1.在維穩戍邊的實戰中內化兵團精神
踐行兵團精神、提升戍邊本領需要扎根邊疆的系統實踐。兵團基層干部可在日常治理實踐中，如連隊標準化建設、兵地融合發展示范區創建等重點工作中有機嵌入兵團精神，同時通過民兵實戰化訓練、民族團結一家親等制度化實踐，將兵團精神的內涵轉化為可感知、可踐行的具身實踐，促使自身在維穩戍邊、基層治理實踐中實現兵團精神的創造性轉化與內生性覺醒。這既需要干部在維穩執勤、農業生產等日常工作中自覺對標“兵”的標準，更需在處置突發事件、化解民族矛盾等復雜情境中錘煉“兵”的擔當，使兵團精神真正成為流淌在血脈中的職業基因。
2.在興邊富民的攻堅中浸潤兵團精神
維穩戍邊與富民興疆是兵團基層干部的雙重使命，雖任務側重不同，卻共同指向邊疆安全與發展的時代課題。兵團基層干部需統籌剛性治理與柔性服務，在攻堅實踐中深度浸潤兵團精神，以此增強基層治理的實效性與價值感。在剛性治理中，強化組織體系建設，精準落實邊境管控、生態保護等政策法規，以“兵”的紀律推進各項制度落實；在柔性服務中，通過產業幫扶、文化潤疆、生態共治等方法，以“融”的智慧培育兵地融合發展。兵團基層干部要于庭院炕頭傾聽民聲、在田間地頭紓解民困，讓職工群眾在共享發展成果中深化“五個認同”，使兵團精神成為浸潤邊疆沃土、滋養民族團結的精神源泉。
3.在民族團結的實踐中弘揚兵團精神
在兵團基層干部的職責任務中，以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為主的民族團結工作，與維穩戍邊、生產建設等核心任務具有同等戰略價值。因此，兵團基層干部要在促進民族團結的實踐中弘揚兵團精神，使新疆邊疆治理過程成為兵團精神具象化傳播的生動寫照。一方面要持續強化政治自覺，積極營造交融互鑒氛圍，在雙語教育推廣、民俗節慶共慶、嵌入式社區建設中傳遞“熱愛祖國、無私奉獻”的精神內核，使各族群眾切身感受兵團人家國同構的情感溫度；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兵團組織化程度高、集約化優勢強的特點，在特色林果技術推廣、民族手工藝品牌培育、邊境貿易服務等具體領域，運用現代農業科技、市場營銷知識、法律政策專長幫助各族群眾破解發展難題，在帶動增收致富中詮釋“艱苦創業、開拓進取”的時代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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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七師胡楊河市黨委黨校）
責任編輯：農墾經濟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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